1916年,梁启超在《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》一文中写道:“盖四年以来,我国士大夫之道德,实已一落千丈,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”。差不多一百年后,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尴尬:道德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在这一百年中,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道德规划、马不停蹄的道德驯化和接连不断的社会改造,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,甚至在屡次运动后变得更加不堪入目。当一幕幕惨烈的道德崩坏实例摆在人们面前时,每个人都因为病态的宽容而变成了“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的猛士,毫无疑问的是,社会道德底线的每次向下,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作恶者或主动或被动的“宽容”。【参与评论】
寻找社会底线失落之因